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，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治理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将“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”作为平台经济治理的新切口，与前期“反内卷”、“算法治理”、“平台反垄断”等系列举措构成了递进深化的关系。如果说前期的反垄断和算法治理是“破”，旨在规范市场秩序、打破垄断壁垒、纠正市场失灵，那么此次《行动方案》则是“立”，旨在通过大中小企业的深度协同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、有活力的产业生态。
这一治理思路的进阶，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的深刻转变：首先，从“规范约束”走向“引导发展”。此前的举措更多侧重于划定底线、规范行为，而《行动方案》进一步提出了正向的引导和赋能措施，如引导平台企业加强人工智能创新布局、提升词元普惠服务能力、优化智能体服务等，旨在激发平台的创新力和带动力。其次，从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生态共建”。政策鼓励平台企业发挥“头雁”作用，通过健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，开放资源、技术和场景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共同发展，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生态。最后，从“存量博弈”走向“增量创造”。“反内卷”是为了遏制低效的存量竞争，而“协同发展”则是为了做大蛋糕，通过技术赋能和开放协同，帮助中小企业降本增效，共同开拓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新空间。
在“立”的过程中，如何激发大平台的内生动力是核心命题。《行动方案》将“算法透明化、流量治理、合理降费让利”写进生态协同，直指大平台与中小经营者地位不对等的老问题。事实上，对平台的治理仅靠合规压力远远不够。《行动方案》将“算法、流量、降费”等生态治理要求，与“创新、开放”等发展红利深度解绑，通过“硬性制度约束”与“实质性商业激励”双管齐下，倒逼并引导平台重塑内生动力。
一方面，制度性约束将外部合规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结构的刚性要求。《行动方案》不仅要求“算法透明化、流量治理”，更明确提出“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”，以及“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”。这意味着平台不能再单方面“拍板”规则，必须将治理规则透明化、协商化，从根本上保障中小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
另一方面，实质性商业激励为平台提供了放弃“内卷”和“流量收割”的新增长空间。《行动方案》给出了极具含金量的激励路径：一是技术与算力赋能，明确提出“提升平台企业词元（Token）普惠服务能力”、“打造不少于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”，平台通过开放AI大模型和智能体，能直接带动自身新技术、新应用的规模化落地；二是要素开放红利，方案首创“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”、“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”，通过国家层面的背书与推广，平台在开放技术接口、数据资源时，能更顺畅地打通上下游，获取长远的生态商业回报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为了彻底扭转大平台与中小企业的零和博弈，《行动方案》在培育机制上给出了硬招：“引导平台企业投入科技耐心资本，通过多元化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和并购投资等方式，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”。这为平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内生动力路径，即从“赚流量差价”转向“赚产业链增值的钱”，在帮助中小企业成长的过程中，实现技术链、产业链的市场化重构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。
针对《行动方案》锚定2026—2028年（“十五五”开局三年）提出的量化目标，其节奏紧凑、颗粒度精细，对两类主体的影响截然不同。对平台企业而言，这是“紧”的硬约束与转型倒逼，意味着平台不能再依靠垄断地位吃尽红利，制定开放清单、开放算力和数据资源将直接触及核心资产，短期内会增加运营成本并面临生态重构的阵痛。而对中小玩家而言，这是“松”的强风口与入场券，精细的量化目标意味着“真金白银”的资源将实质性下沉，中小玩家终于有了明确的上桌机会，能够以极低的门槛获取过去难以触及的算力、数据和场景。
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，《行动方案》首次提出“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一人公司（AI OPC）”，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全新政策信号，标志着国家将个体创业者视为最小粒度的创新主体。随着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个人借助AI工具独立完成产品开发、市场运营的全链路闭环已成为现实，AI OPC正从概念加速走向规模化业态。然而，其发展仍面临四大现实瓶颈：高昂的算力成本、高质量行业数据的获取难、新型法律制度空白及数字依附风险，以及初创期信贷融资渠道不畅。
在“技术、数据、算力”三要素开放的重头戏中，针对数据权属、计费模式等模糊地带，《行动方案》给出了明确的制度性安排。通过首创“平台开放清单”制度，配合“硬性制度约束”与“实质性商业激励”，将倒逼平台企业拿出核心资源，而非仅仅开放边缘资源。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，通过国家层面的背书与推广，将发挥“以点带面”的作用，验证“大模型+智能体”在垂直细分领域的商业闭环，最终倒逼出一批具有行业示范效应的标杆项目与优质企业。
特别是在促进数据要素开放方面，《行动方案》进行了深度的制度充实，全面彰显了智能经济时代的共创分享理念：一是夯实流通底座，引导平台企业打造可信数据空间，基于共识规则联接多方主体，打破长期存在的“数据孤岛”；二是创新流通模式，支持通过“原始数据不出域、数据可用不可见、数据可控可计量”等方式依法依规实现数据价值开发，依托可信数据空间提供普惠化、低成本的服务；三是完善制度与评估，鼓励协同上下游企业开展数据管理国家标准贯标工作，开展平台企业数据要素开放价值成效评估，确保权益侵害可追责、价值共创可量化；四是强化组织保障，探索建立企业首席数据官（CDO）制度，统筹企业数据战略、治理与合规，推动数据持有权、使用权、经营权等分置运行，从根本上激发企业数据要素的内在活力。
总之，《行动方案》向大平台释放了明确信号：唯有将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拓展为自身的创新生态，在价值共创中实现互利共赢，才能在“十五五”的产业变革中激发真正的内生动力。在持续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上，更加注重发挥平台的赋能作用，通过大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，必将全面提升我国平台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。
（作者系：南京邮电大学教授、浙江大学双聘教授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）
来源：中国工信新闻网 人民邮电报